中国在非洲：没你想的那么夸张

2023-08-23 1207

按： 2016年5月10日，香港理工大学教授应用社会科学系严海蓉教授受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汪晖教授的邀请，在清华大学做了一场题为《中资企业在非洲：劳工和种族化叙述》的讲座，试图澄清近十年来关于“中国在非洲”的各种意识形态论述，为当代中国人了解非洲提供更为真实的导引。

西方主流叙述常常鼓吹“中国在非洲”是“新殖民主义”，中国人对非洲人有严重的种族化的言行甚至制度实践，这种意识形态言论背后多少内含着西方的道德优越感和国家利益竞争的战略需要，但由于西方话语的霸权地位，这种主流叙述流传甚广，甚至波及国内，无形中左右着国内媒体和言论的导向性。然而，严海蓉及其合作者实地调查数十个非洲国家，结果表明：其一，“种族化在中非交往中不是单向的、单元的，也不是中非之间双向的、二元的，而是包含着西方主流的、有多方社会行动者参与的复杂图景”；其二，确实有部分在非洲的中国人在话语层面上有“种族化”非洲劳工的问题，然而在企业制度和管理上，非洲中资企业却并没有西方在全球南部国家所常有的“劳工种族化”。

这是严海蓉开门见山就直接抛出的结论，为了阐明这些具有挑战性的论断，严海蓉大概从两个方面展开：中非交往中的种族化；中非之间的劳工种族化。

 中非交往中的种族化

谈论种族化问题，自然先说明何谓“种族化”。严海蓉指出，“种族”的概念与近代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密切相关，它绝不是一个自然的范畴，而是近代走向全球化的欧洲资本所主导的政治经济权力发明的一个范畴，“种族化”则是用“种族”这一范畴来制造、归纳、解释以及合法化社会差别和等级，种族化话语是特定社会结构的产物，它通过政治组织来完成，因而具有意识形态效果。

 “种族”这一概念的虚构性及其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进程的密切互动关系，全世界有很多例子，例如英国看待加勒比工人、美国鄙视墨西哥裔美国人等，严海蓉则以华人在南非的“色变”来提供另一例证。17世纪开始，华人开始在南非开普敦开拓，在19世纪后期，华人作为黄种人，被划入“黑人”的行列并遭受着与黑人相似的不公待遇，而在20世纪初，华人待遇有所好转，勉勉强强成为“有色人种”，以和黑人稍有区分，195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人发达了，开始在南非投资，这些黄种人就被封为“荣誉白人”，以显示他们的“尊贵”身份，1980年代以后，台湾人也发达了，同样开始在南非投资，这些华人同样被封为“荣誉白人”，然而，1994年以后，随着“黑人赋权”进程的日益展开，黑人在南非开始享受各种各样的特殊优待，在南非的华人又开始争取成为“黑人”了。

对于中非交往中的种族化问题，严海蓉通过实地调查表明，中国侨民实际上并没有条件在非洲制造公开的种族化话语，这与华人在非洲并没有占据主导权有关，也与中国政府不能容忍种族化行径有关。更为重要的是，中非交往之间的种族化既不是单向的，也不只是中非之间的二元关系，而是一开始就渗透着各种西方势力及其权力话语。

例如，对于西方精英来说，他们擅长于把中国人描述为新殖民主义时代的统治民族，中国人是最坏的雇主，中国管理层有族群中心主义，不雇佣当地非洲人，因而妨碍非洲当地的发展，等等，这些论述影响广泛，特别是在非洲媒体基本上依赖西方来获取新闻资讯的条件下。诚然，有些华人管理层和工人在非正式场合也常常流露出种族化言论，例如他们会说出这样的话：“You can take them out of jungle, but cannot take jungle out of them”（“你可以把他们带出丛林，却不能把丛林带出他们的心灵”），加之中国社会的主流话语也渗透了西方的影响，即自然而然地把西方等同于先进，把非洲等同于落后，因而难以避免地产生对非洲人的种族化心理。但是在访谈中，严海蓉同样也发现，中国人虽然时常援引一些种族性的言论，如非洲人懒惰，不过，在追问非洲人为何懒惰时，他们给出的解释又不尽然在种族主义逻辑的内部。有人认为长期的殖民主义使得非洲人没有“为自己工作”的劳动积极性，从而没有养成劳动习惯，也有人提出，当地工作机会过度匮乏使得非洲人不愿迅速完成工作，以免之后再度失业。

而非洲精英大部分受西方主流话语的熏陶，也会把中国侨民视为难以同化的异类，并且处在以白人为最优良的种族序列中的较低端，更有甚者，非洲国家的一些政治精英往往通过在野党来煽动对中国人的敌视（尽管这些在野党上台后就会迅速向华人频频示好），西方媒体也趁势鼓噪而上，将在野党的煽动视为“非洲人民”的呼声，因而加剧了这种敌视。同样，非洲工人也自觉不自觉地利用种族化来谋求自身利益，例如，尽管大部分非洲工人受雇于规模较小或利润率低的中资企业，他们可能通过种族化中国雇主或中国人来抱怨低工资低待遇，或对反华的政治动员作出积极回应。

中非交往中的劳工种族化

种族化话语落实到实践层面，便是劳工种族化的问题。历史上的劳工种族化，以美国的黑奴制度为典型，当代的劳工种族化，则是将劳工在日常生产结构中的地位与种族化话语相关联，以维系劳工分工和职业等级结构，而严海蓉认为，劳工种族化的最重要目的，在于获取超过一般利润率的“超额利润”。劳工种族化主要是雇主强加给非白人劳工的，通过尽可能地压低非白人劳工的工资，制造更恶劣的劳动条件，以便获取更高利润；种族化也是白人劳工对其他劳工的戒备和排斥，因而种族劳工化不仅是至上而下强加的，也生成于工人之间，于是劳工团结的想象被劳工种族化的想象所替代。

西方世界的劳工种族化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即便是在21世纪初，美国加州食品行业中的白人每小时工资也比拉丁裔工人高出近3.5美元。而在非洲，中资企业尽管也存在种族化问题，然而却与西方企业的种族化有显著的差别。

中国公司并没有通过“种族化”额外压低非洲劳工的工资，以获取超额利润。以赞比亚铜矿业为例，赞比亚工人或有抱怨中资铜矿公司的低工资，然而这主要是由于这些中资企业本身是中小企业，无论规模还是利润率都无法与西方跨国资本相比——严海蓉在这一语境之下，把跨国资本称作“capitalism from above”，而中小企业则是“capitalism from below”。在后一种情况下，中国的中小企业和非洲本地企业在利润上的差异无几，所以难以提供非洲本地人所预期的“外企”能提供的高工资，也因此被西方媒体指责：中企的工资低。何况，在非洲的中国员工也不一定比同类的非洲工人高。然而，西方在非洲的跨国资本，即便可提供非洲劳工相较于本土企业更高的工资，它们依然可以榨取“超额利润”。

往往与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不同，很多中国人或中国公司去非洲，主要不是因为非洲劳工更廉价，而是希望开拓和利用非洲的市场机会。例如，在非洲的中国人大概有一半居住在制造业最为集中的南非，但2014年南非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是同时期中国国内的平均工资的两倍还多。

在非洲，中国人相比于西方人更缺乏权益、制度和文明上的优越感。西方人往往自以为他们无论政治和劳工权益，都远超过非洲人，而在非洲的中国人则并不那么自信，他们甚至认为非洲一些国家的劳动制度要强于中国，比中国政府更看重劳动制度是否得以严格执行，有些非洲国家的工资和福利标准还高于中国。

西方媒体往往指责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和中国人自我封闭，与当地社会不往来，但实际上，中国侨民比较融入当地，较少“种族”隔离，他们的居住地也甚少有Chinatown（中国城）。个中缘由，在于中国人或受社会主义平等观念的影响，较少带有种族偏见，或因中国本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经济和政治上都并没有明显的自我优越感。

 未来有待观察

严海蓉及其合作者的研究建立在对非洲的详实调查的基础上，事实上，他们在数十个非洲国家对中非雇主和雇员做过450个左右的访谈，对非洲十个国家2000名大学生和教职员工进行问卷调查，而这还只是实地调查的一部分。通过调查得出的上述结论，尽管意在挑战西方主流关于“中国在非洲”的意识形态话语，但他们也指出，随着中非各个层面的关系日益密切，也随着中国日益深入地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未来是否会加剧话语层面上劳工种族化的问题，是否这种“劳工种族化”话语会落实为制度实践，这一切都有待进一步观察。

汪晖教授在讲座前的介绍和最后总结中谈及，“中国在非洲”是当代涌现出来的新问题，同时也是老问题。但在这一问题上，国内媒体和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某些政府管理者在内，都缺乏关于这一问题的知识和深入了解的愿望，他们甚至忘却了中非交往中的历史遗产，这些历史遗产本是中国在崛起之前的社会主义时期与非洲共同建立的，这是一份超越于单纯地追逐利润的资本逻辑的宝贵财富，我们现在也仍然需要超越这一资本逻辑来重新思考中非关系。